2009年盛夏的一天，仁和镇永胜村一个名叫安家墩的小村庄头，一位身材消瘦的老妇戴着老花眼镜，手拿绣花针，正在门口忙着绣一幅十字绣——一个大大的“福”字。这幅绣，有一个特殊的用途，老人准备送给远在邻国异邦的六弟，祈福六弟一家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幸福快乐。

老人是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归国华侨，名叫张秀花。49年前，17岁的她离别父母，只身回到了故乡中国，先是求学，后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婚嫁定居在这里。

老人的一生，受印尼排华事件影响而回国，在国内又恰逢 “上山下乡”，一生颇显坎坷。好在她在日后的生活中，遇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好心人，才有了尽情享受天伦之乐的晚年。

望着屋外炎炎的烈日，老人停下了手中的活，脑海中像放映电影一样回忆起自己的往事。

 

“印中”断交排华，“雏燕”单飞归国

1960年11月底，中国大地时值隆冬，大雁南飞。而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的一个港口，一只“雏燕”却要泪别父母，离开温暖的家，飞向她陌生而神秘的故乡中国。这只“雏燕”，就是张秀花。时年17岁的她，在当地华侨中学刚念完初中一册，由于时局的不稳定，在父亲的安排下，办好签证，远离亲人，只身回国求学。

从建交到断交，从亲华到排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曾有着复杂的外交历程。上世纪50年代末，在印尼，当地华人的勤劳而带来的富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1959年，中印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住在印尼苏门答腊岛棉兰市的张秀花一家，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排华事件的发生，让一家人惶恐不安。同时，当地的华侨学校有了停办的迹象。于是父亲便决定先让二女儿秀花回国求学，然后再让三弟回国。

在印象中，秀花只是在爷爷的叙述中，懵懂地晓得一点旧中国的故事；在学校的《人民画报》中，看到一些新中国的建设消息。对年轻的她来说，自己即将前往的故乡，既亲切而又陌生。

“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在码头上，许多比秀花年长几岁的年轻人在父母或亲人的陪同下，唱起了那首二战时期的歌曲，许多人通过这首歌，表达着回归祖国怀抱，参与新中国建设的热情。

汽笛悠悠，秀花告别父母，乘船回国。

途中，恰逢天气异常，海上风高浪急，轮船晃动，从没有乘过轮船的秀花晕船了，连续吐了好几天。这让自小家庭条件不错，娇生惯养的秀花初次尝到了出门在外的艰辛。身体的不适，加上首次离别家人的那种悲伤，她偷偷抹起了眼泪。这时，张秀花想到了她的爷爷，还有爷爷的那个愿望……

帮助爷爷圆了中国梦

自爷爷从中国到印尼后，张秀花一家一直客居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市。

印尼俗称“千岛之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棉兰，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三大城，仅次于雅加达、泗水，是苏门答腊岛第一大城市，北苏门答腊省首府，华侨人口中约占20%。

张秀花祖籍在海南临高县。其爷爷张丰德年轻时为生活所迫，到广州学做生意，不幸被骗至南洋，在印尼殖民者荷兰人的橡胶园内干活。由于人机灵，聪明好学，学会了做西餐，受到荷兰人的赏识，成为厨子。后来，离开橡胶园，头脑活络的他开始经商，在棉兰相继开起了多家咖啡店，还买下了许多土地，生活日渐富足，遂在棉兰定居，还娶了当地一女子为妻，并生下独子张大贵，也就是张秀花的父亲。张大贵在棉兰华侨中学教印尼文，张秀花的初中一册就是在那所学校上的。因印尼和中国关系恶化，华侨学校在1962年印尼排华过程中停办。失业后，进入自己学生办的一家工厂上班，直至退休。

张秀花的母亲名叫陈淑英，也是华侨，其父亲是张秀花爷爷当年在橡胶园时的同事，巧的是两家人祖籍同为海南。在双方父亲的撮合下，两名年轻人在异国他乡结为秦晋之好。由于当地宽松的生育政策，夫妻共生育了5男5女10个子女。张秀花排行老二。在她回国时，父母已经生下4男4女。

因爷爷一直经商，父亲是教师，家庭条件相对富裕，秀花的童年过的是衣食无忧、天真快活的日子。

在异国他乡，思乡情结时时萦绕着华侨们的心。张秀花记得，爷爷张丰德曾告诉过她，自己曾有个愿望，如果生下两子，他就会让其中一个回到祖国，回到家乡。但终因生了独子而未能如愿。没想到现在自己成为了帮助爷爷实现梦想的人。

 

根植余杭遇好人

经过7天7夜的航行，1960年12月5日，张秀花所乘的轮船终于抵达广州。在轮船汽笛轰鸣声中，张秀花远远看到了广州码头上高悬的五星红旗。看到了祖国，秀花和同船的华侨们控制不住兴奋之情，一起欢呼雀跃，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然而，正值豆蔻年华的她怎会想到她的命运就此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她将踏上一条艰辛的路。

虽然在印尼也学习汉语，但终与国内有差距。张秀花被安排到北京参加为期9个月的汉语补习班（相当于重读初中第一册）。一到北京，学习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接踵而至，大自然首先给这位来自热带国家的学生来了一个下马威——严寒，让她受到重重一挫。洗后挂在外面的衣服，第二天摸上去硬硬的，以为干了，但穿在身上，很快又变成一件湿衣服。同时，汉语发音的不标准、生活习俗的差异也常常让她泪流满面。

1961年9月24日，秀花被分配到杭州第二中学，继续学业。直到1964年毕业后在“上山下乡”中，被分配到当时的余杭县獐山公社联合大队（仁和镇永胜村的前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生产队，这个来自国外，在城里求学的学生娃什么都不会。第一次割稻，割破了手；第一次走田埂，摔倒在田里；拔秧苗时，腿上爬上蚂蝗，养蚕时看到蠕动的蚕宝宝都会吓得她全身寒毛都竖起来，不停地尖叫，闹出了不少笑话。

但朴实的当地群众很照顾这位小华侨，只要到田里去，就给她5分工分，其实，有些比她干得好的农家子女，初学农活时才拿3分工分。还经常有特殊照顾，让她少干重活，就养养蚕什么的。但不管怎样，成年累月地干农活对秀花来说是件十分不容易的事。特别是夏收夏种时，清晨四点左右就得起床，一直要忙到晚上七八点钟。好在有大家的帮助，活不用干重的，饭菜不会烧，有别的知青会帮助烧。加上学校一起来的知青还有20人，大家在一起，空闲时，一起聚聚，走走人家，唠唠家常，生活乐趣倒也不少。

临近过年了，田里的农活少了。想到正月里，这里的乡亲们都会走亲访友，大多数的知青会回家过年，自己呢，在这里无亲无戚，孤零零的，想到此，张秀花又想起了家人，想到了在印尼春节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挂龙灯看花灯的情景，心情变得有些忧伤，常常暗地里掉下眼泪。好在学校的老师了解到秀花的状况，特地带着同学来看她，陪她一起过年，同学们还带着她到学校玩了几天。让秀花过了在农村的第一个开心的春节。

第二年，在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秀花遇到了她人生的“另一半”。一个名叫胡志根的小伙子赢得了秀花的芳心。志根比秀花大两岁，品貌端正，聪明能干，秀花插队那年他已是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在一起干农活时，志根总是很照顾秀花，渐渐地两人互生情素相爱了。三年后，两人喜结连理。

然而，张秀花一不会烧饭菜，二不会女红。进入婆家后，她铁心随乡如俗，家务活与婆婆抢着干。为学纺纱织布、织毛衣、做布鞋等活，有时要学到半夜2点多。她的真心和勤学苦练的韧劲终于赢得了乡邻的一片赞美声：志根娶到了一个打着灯笼无处找的好媳妇。

在那动荡的岁月里，“海外关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海外关系”被曲解为异端，有许许多多的家庭因为有“海外关系”而蒙受冤屈。张秀花很幸运，上面来调查她时，上到公社大队干部，下到邻里百姓都会帮她说话，说她人老实，很勤快，经常做好事，因而她没有多受苦。秀花很感激善良的乡亲们。事实确也如此，在坊间，她经常尽其所能地帮助附近的村民，有时送些衣服给他们，有时帮忙照看小孩老人。时间一长，村里很多妇女都与她情同姐妹。

1972年，随着知青政策落实，公社领导立即推荐张秀花进入獐山供销社永泰分社工作，生活逐渐好转。1993年8月，49岁的她因华侨身份得到政策优待，提前光荣退休。与她恩爱有加的丈夫胡志根在村里工作近40年，当了11年的村书记，张秀花一直都十分支持他的工作，胡志根2002年也已退休。现在，张秀花的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孙子孙女都在校读书，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感到晚年生活平凡而幸福。

　　　　　　　　 

希望祖国富强昌盛 中国印尼睦邻友好

从在杭读书到落户獐山的过程中，受两国关系的影响，张秀花与印尼家人的通信联系时断时续。多少次思念家人，多少次梦回亲人身旁，已记不清了。直到1993年，时隔33年之久，退休后的张秀花才第一次回到印尼，见到了魂牵梦萦的家人。看到健在的奶奶和父母，看到9个兄弟姐妹，她那牵挂的心才放了下来。更让张秀花高兴的是，9个兄弟姐妹都与印尼华侨婚配。10兄妹加上他们的后代整个大家庭已有64人。

如今，交通方便，张秀花每隔一年去一趟印尼与家人团聚。六弟、姐夫和外孙女都曾分别来看望过她。2006年，丈夫陪她一同前往印尼棉兰，大家一起去祭奠了已故的祖父母和父母。在墓前，一家人合影留念。回首往事，作为华侨和侨眷，大家都希望今后祖国能够更加繁荣昌盛，中国和印尼能够一直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

　 

老人的思绪回到了眼前，看着手中即将完工的十字绣，幸福洋溢在老人略显皱纹的脸上。绣完这一幅，她打算趁着天气转凉，再给其余的兄弟姐妹各家都绣一副，绣上自己对家人的思念，对家人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