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富阳的富春江畔郁达夫公园内，有一座坐北朝南、面朝江水的二层砖木楼房。石库墙门，白墙黛瓦，占地面积约216平方米——这是郁达夫出生和少年读书的地方。这座宅院初建于清，修葺于民国，重建于1996年，于2016年被中国侨联命名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很多人对郁达夫的印象，或是《沉沦》里那个苦闷迷惘的青年，或是发表《毁家诗纪》的激愤名士，或是与王映霞悲怆爱情故事里的江南才子。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郁达夫为何远赴东南亚，为何牺牲在异国他乡，又为何与“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

1936年，郁达夫在杭州亲手设计并建造的新居“风雨茅庐”正式落成。按照郁达夫的规划，自己将与妻子王映霞在此度过平静的余生，不再过问世事。

然而，平静的愿景仅维持了短短数月。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战火迅速蔓延至江南，杭州亦难逃兵燹之灾。“风雨茅庐”尚未真正安顿身心，便已笼罩在国破家亡的阴影之下。郁达夫无法再作避世之想，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以笔为枪，奔走呼号。

1938年，郁达夫在武汉参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期间，与妻子王映霞的感情因长期分离、战乱颠沛及彼此误解而急剧恶化。王映霞对郁达夫沉郁多疑的性格渐生倦意，而郁达夫则在忧国忧民与家庭矛盾的双重煎熬中愈发敏感痛苦。两人龃龉日深，终致婚变公开化，昔日文坛佳话黯然收场。

同年秋，面对国内局势日益艰危，加之个人心境破碎难复，郁达夫接受好友邀请，远赴南洋。他先抵新加坡，后辗转印尼苏门答腊等地，继续以文字鼓吹抗战、团结侨胞。直至1945年殉难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郁达夫再也没有踏上故国的土地。人生最后7年间，身在南洋的郁达夫以笔为戈，为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

在新加坡三年有余，郁达夫把全部热情倾注在两件事上：办刊宣传抗战，培育华文文学新芽。

郁达夫最初担任《星洲日报》早报副刊《晨星》和晚报副刊《繁星》主编，后又接编马来西亚《星槟日报·星期刊》，创办《文艺》双月刊等杂志，同时编着四五种刊物。三年里他写下四百多篇政论、时评、杂感和旧体诗。到达新加坡第二天，他连生活都没安顿好就写下《估敌》，斩钉截铁地断言“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决不会动摇。”这些文章引发了强烈反响，海外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支援祖国，许多人干脆回国参战。

他还为新马华文文学留下了种子。借助《晨星》这块园地，他团结、培育了温梓川、冯蕉衣、铁抗、王君实等一大批青年作家。对贫困而有才的青年诗人冯蕉衣，他不仅仔细修改稿件，还时时当面指点；冯蕉衣因病去世后，他亲赴葬礼并为其遗诗作序。对温梓川的短篇小说集，他几天内就写出书评，称其“是一位很有希望的南岛作家”。这些曾受他指点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为马华新文学的中流砥柱。

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老舍、郭沫若、王昆仑、孙师毅曾经联句一首相赠：“莫道流离苦，天涯一客孤。举杯祝远道，万里四行书。”郭沫若还附了数行短信：“达夫：诗上虽说你孤，其实你并不孤。今天在座的，都在思念你，全中国的青年朋友，都在思念你！”

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的角色从文化人进一步转为抗日侨领。在中共党员胡愈之的领导下，新加坡文化界同仁成立“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兼干部训练班主任。他带领工作团开办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组织了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咏队，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搞得轰轰烈烈。1942年初，他成为陈嘉庚组建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活跃在一线。白天演讲、慰问义勇军，晚上熬夜编报，轰炸来了也不躲。报人张楚琨回忆，他“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甚至把他比作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1942年初，新加坡沦陷。郁达夫与胡愈之等20余位从事抗日宣传的文化界友人同船撤离，抵达当时还是荷兰殖民地的苏门答腊。在这里是郁达夫人生的最后一站，在这座意为“草地沼泽”的荒凉小城里，他化身酒厂老板，借被强征做翻译之机，与日本宪兵周旋。

为维持流亡文化人的生计并建立掩护据点，郁达夫出面申请执照，与胡愈之、张楚琨等人利用爱国华侨资助的400荷兰盾创办了“赵豫记酒厂”。他担任名义老板，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负责记账。酒厂生产“双清”和“初恋”两种白酒，沈兹九、邵宗汉、高云览等流亡文化人都曾在此工作或暂住。郁达夫利用老板身份向日本宪兵送酒，坐实富商伪装，同时借机暗中救助难友。

五

郁达夫曾在日本留学近十年，说着一口“带着贵族口音”的流利日语，因此被日军看中强迫做了七个月翻译。这七个月，是他一生最危险、也最见胆色的日子。他利用这个身份，周旋于敌营，掩护陈嘉庚、胡愈之等爱国人士，救助大量华侨和当地居民。

郁达夫屡次说过，自己不是战士，只是作家，却用行动证实了谁才是真正的战士。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曾对夏衍说：“那时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华侨。”一位马来西亚共产党负责人说：“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1944年，因汉奸告密，郁达夫真实身份暴露。日本宪兵假意要送他去东京或上海，被他拒绝——当翻译期间他亲眼见过日军在印尼的许多罪行，他活着，就是战后审判的重要证人。身份暴露后，他反而劝胡愈之等人先离开印尼，自己留下应付监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天晚上，郁达夫在当地华侨家里收听了电台广播。次日清早，他就跑去酒厂，兴奋地宣布了这一消息。此刻的郁达夫还不知道，战争的胜利，反而将他的生命推向尽头。

8月29日晚，郁达夫正与友人在家闲话，一名青年突然造访。郁达夫和他说了几句话，就向大家告辞，说“有点事，出去一趟就回来”，从此杳然无踪。

根据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的调查，郁达夫在离家当夜就被杀害了。他并未死于日军高层的命令，是宪兵队队长怕郁达夫太了解自身底细，命令手下将其杀害。屠杀发生整整40年后，加害者亲口向铃木正夫坦白了这一事实。

六

1952年，郁达夫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83年6月，民政部颁授革命烈士证书；2014年9月，他以海外文艺界抗日烈士的代表身份，入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如今在富春江畔，以郁达夫命名的学校、码头、公园，默默传承着这位爱国文人的精神火种。2015年，富阳撤市设区时，市民投票将原市心路和市心北路改名为“达夫路”，以表达对这位故乡之子的深切怀念。2015年9月，经新加坡、印尼华侨的努力，在雅加达建成了一座郁达夫史料陈列馆，部分来自郁达夫故居的文物也在馆中展出。2016年底，富春江畔的郁达夫故居被中国侨联命名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由浙江省作协《江南》杂志社和杭州市富阳区政府共同设立的郁达夫小说奖每两年举办一届，目前已举办九届，逐渐成为国内颇具影响的文学奖项。

郁家后人始终铭记先辈的精神遗产。郁达夫烈士之孙郁峻峰表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郁达夫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人风骨。作为后人，我们以有这样的先辈为豪；这种大义、大节也必定会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成为后辈精神世界的巨大支柱。我们要让他的精神像连绵不绝的春江潮水一样，一直传承下去。”

但最该被记住的，不仅是这些身后的荣誉，而是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候，郁达夫以一介文人之身，没有躲在书斋里伤春悲秋，而是远渡重洋，和南洋百万华侨站在一起，他编报纸、办演讲、筹捐款、救侨领，最后把生命留在了那片热带丛林里。

郁达夫的前半生，写的是个人的苦闷；后半生，写出的是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