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深秋，辛亥革命刚刚爆发，杭州庆春门外的严家弄里，一位11岁的少年率先剪掉身后尺把长辫子，昂首走在街上——他叫夏衍。这位从钱塘江畔走出的少年，生于忧患，成长于革命和战乱之中，一生交游广阔、身兼数任，横跨革命文艺家、进步电影开拓者、外交文化使者三重身份，长期投身民族文化事业和统战工作，用笔墨与信仰，诠释了一名爱国先驱矢志报国、终身奉献的赤子本色。

世人常说，夏衍是20世纪的同龄人。纵观其漫漫一生，俨然是一部浓缩且厚重的中国近代史，他的沉浮悲欢与民族百年跌宕悉数重叠。他目睹了旧王朝皇冠轰然落地，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亲历了中国20世纪翻天覆地的变化，又亲眼看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步履求索，历经磨砺，亦受过不尊重辩证法而招致的惩罚。此刻，让我们站在他人生起点，跟随他的脚步，共同回望那段峥嵘岁月。

夏衍（摄于1927年）

1900年，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发生巨变，沈乃熙（夏衍原名）出生于一户号称书香门第的落魄地主家。父亲早逝后，家道中落，而刚毅的母亲竭尽全力供他读书。凭借过人天资和勤勉好学，他被保送进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甲工”的五年，恰逢新旧决裂和分化的时期，他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步思想刊物，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五四浪潮冲到杭州后，他更是以学生代表参与其中，牵头创办浙江第一个进步刊物《浙江新潮》，用文字针砭时弊，这是他以笔为枪、以文铸魂的起点。   

负汲东瀛：从工业救国到信仰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大国会积贫积弱，而日本这样的岛国却能迅速崛起成强国。”1920年，夏衍获得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他带着疑惑和“工业救国”的理想，远赴日本开启长达六年八个月的海外求学生涯。彼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巴黎和会的屈辱尚未消散，旅居海外的华人、留学生常常受到排挤。夏衍亲眼见证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也尝尽了“弱国无尊严”的窘迫。这期间，他开始广泛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书，参加了日本进步学生的读书会，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开始察觉到没有一个独立、自主和民主的国家，单凭技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是不可能的。

夏衍（右）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展艺术剧社活动

1924年11月，他作为留日学生代表谒见了孙中山，深受触动，随后加入中国国民党，负责在华侨、留学生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1927年，夏衍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此，正式踏上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奋斗革命信仰改变国家命运的道路。海外游历的岁月，不仅重塑了他的人生方向，更让他读懂海外游子爱国思乡、期盼祖国强盛的赤诚之心，这也成了他日后开展统战、助力民族救亡、推动中外交流的重要根基。 

左翼十年：以“小米加秃笔”拼杀出救亡阵地

1938年，在广州与文化界人士合影（前排左二为夏衍）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全面抗战后的十余载，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拓荒的十年。一种强烈的思潮，一个划时代的政治运动，都会驱使一批年轻人走上新的道路。夏衍回国后，正值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民党大肆开展文化围剿，社会陷入极度黑暗与压抑之中，至暗时刻，他毅然“弃工从文”，从此以一支秃笔为武器，在隐蔽战线、文化战场双线作战，冲破舆论封锁，粉碎文化围剿。这段岁月，是他人生中最惊心动魄、浓墨重彩的篇章。

1930年，夏衍开始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奔走串联原本派系林立、各自为战的文人、戏剧从业者，整合文艺界各方力量，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搭建起文化救国的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爆发后，悲观论调、敌伪谣言四处蔓延，反动势力严控舆论、分化爱国力量。危急关头，夏衍受命协助郭沫若一同主编《救亡日报》。战时办报物资匮乏、屡遭打压，报社一路从上海辗转广州、桂林，编辑们粗茶淡饭，握着磨损老旧的笔墨坚守岗位，坚持实时播报前线战况，宣传团结抗敌主张、痛斥汉奸卖国行径，让抗日救亡的呼声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大后方民众的精神支柱。

《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

办报之余，夏衍还创作、改编大量话剧与进步电影。他摒弃晦涩文字，用通俗鲜活的故事，将家国大义、民族气节搬上舞台银幕，无数普通百姓透过他的作品看清家国危局，主动投身救亡洪流。 

新的跋涉：以“公开合法的文化人身份”从事统战工作

抗战相持阶段至解放战争初期，国内局势愈发复杂，夏衍以进步文人的公开身份作掩护，长期在周恩来和李克农同志直接领导下开展隐蔽统战工作。彼时海外华侨是支援祖国抗战的中坚力量，夏衍曾奔赴香港、南洋，开辟海外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根据地。多年间，他以文化人、赤诚相交，团结境外万千爱国华人华侨与进步人士，为民族解放事业构筑了坚不可摧的海外战线。

皖南事变后，夏衍奔赴香港参与创办《华商报》，如实传递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的情况，驳斥抹黑中共的虚假言论，揭露帝国主义玩弄“东方慕尼黑”阴谋。报刊发行覆盖港澳及南洋各地，他借报纸联络在港各界人士、侨团领袖，凝聚爱国力量。他在当时的工作手记中写道“海外侨胞的心，始终和祖国紧紧相连。办好这份报纸，就是守住千万游子与故土的联结。”

解放初期，我党与东南亚侨界联系中断。1947年，夏衍再度受命前往新加坡，面见陈嘉庚、胡愈之等爱国侨领，传达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以及国内战事形势和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还应邀出任《南侨日报》，撰写了大量时事述评，澄清谣言、剖析时局，呼吁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协力，引导他们捐款捐物、输送紧缺物资。当地侨胞十分信任夏衍的文笔和立场。同时，他还奔走侨社为香港文化基金筹款。亲眼见证华侨们倾尽积蓄支援祖国革命，这种处于华侨底层的劳动群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和为革命事业奉献的精神让他终生动容。 

初心不改：为发展中日友好往来而尽力

新中国成立后，战火平息，夏衍民族救亡的使命落下帷幕，但他团结各方、文化传承的初心从未改变。他先后深耕文化、外交相关工作，曾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会长。数十年间，他凭借丰富的海外阅历、侨务统战经验，持续联络海外侨领、文艺人士，关注侨乡文化传承与归侨文艺工作，为新中国中外民间交流打开通道，让心系祖国的四海同胞同心相向。

夏衍熟稔日本历史文化，欣赏其民族长处，又亲历日军占领上海、广州、香港三大城市，他对日本的感情复杂却通透，认为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走向未来，中日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应该和平共处、互相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两国官方因历史隔阂往来渠道有限，他坚持接待日本文化团体、民间友人，组织两国艺术团体互访、文艺作品联展，推动书籍、戏剧等文化载体双向传播，成为了中日民间友好的核心推动者。即便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身陷囹圄八年七个月之久，在彻底平反后，已八十高龄的夏衍依旧保持热忱、步履不停，多次率代表团远赴日本开展交流访问。日本文艺评论家尾崎秀树见到夏衍，仍被他身上的超越壮年、慷慨激越气魄深深打动。 

情归钱塘：半生远行，根在杭州

一支秃笔，半生远行。夏衍的一生，走得很远，年少离家，回乡次数却寥寥，可江南街巷、童年趣事、上城乡音，时常入梦。晚年闲谈时，总忍不住说起家乡风土，挂念家乡百姓与发展。

他一生收藏了大量书画、文物、文献资料，这些藏品陪伴他走过烽火岁月，是他珍视的心血。晚年他毅然决定将全部珍藏无偿捐赠给浙江，希望能为家乡文化建设添一份力。谈及捐赠初衷，他淡然说道：此等身外之物，送请国家保存，比留给子女好些。这位从严家弄走出的“老杭州人”，终其一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反哺家乡。

1995年，夏衍逝世，享年95岁。遵照生前嘱托，他与夫人的骨灰一同撒入钱塘江，随江水重回故乡怀抱。

晚年夏衍

江水滔滔，永续奔流，折射出那个伟大时代和革命斗争的精神风貌。从钱塘出发追寻真理，以报国为志笃行不怠，到暮年依旧心心念念桑梓故里，一方水土一方人，杭州赋予夏衍的温润与坚韧，伴随了他整整一生。他带着宁折不弯的江南文人风骨，怀揣赤诚家国情怀，心系团结各方使命，在风云激荡的岁月中，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直面现实，以文为矛，世纪行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