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西湖边的梧桐树影，走进浙江大学的大门，当我们推开历史的尘封，一位目光深邃的老人正从烽火岁月中走来——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之一的王淦昌先生。王淦昌早年远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学成后毅然归国的经历，正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科学报国”最真实的写照。他的人生轨迹，与杭州紧紧交织在一起，这座江南文脉之城，见证了他教书育人、深耕科研的坚守，也孕育了他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赤诚，铺就了他一生为国铸重器、丹心报华夏的不凡征途。

柏林求学：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1925年，出生于常熟的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成为物理系首届毕业生。1930年，王淦昌远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迈特纳，成为这位实验物理学大师唯一的中国学生。在异国他乡，他展现出了惊人的物理天赋。他在实验中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子的存在，并提出了正确的实验设想。遗憾的是，他的导师并未采纳他的建议，而后来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用类似的方法发现了中子，并因此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王淦昌（左二）在德国留学期间合影

1934年，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王淦昌决定回国。面对导师的挽留——“中国那么落后，你回去是没有前途的……要知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王淦昌坚定地回答：“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出来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我的祖国。”正是这份坚定的赤子之心，让他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毅然踏上了归国的客轮。

湄潭灯火与杭州根脉

1936年，王淦昌受竺可桢校长邀请，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成为当时学校最年轻的教授，被人亲切称为“娃娃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淦昌随浙江大学踏上漫漫西迁路，最终落脚于贵州湄潭。他曾回忆在浙大的岁月，是一生中科研思想特别活跃的时期，而在黔北湄潭的时间是一生中科研思想特别活跃、成就较多、最值得追忆的时光之一。

王淦昌一家在湄潭合影

1941年，他在湄潭昏暗的油灯下写出了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并发表于美国《物理评论》，后来美国学者阿伦按此建议成功完成实验，成为国际物理学界1942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王淦昌（后右一）与浙大物理系同事浏览杭州水乐洞

1946年浙大回迁杭州，王淦昌回到杭州，继续在浙大物理系任教，为了培养我国核物理研究人才，他亲自编写教材和开发课程。据老一辈浙大人回忆，王淦昌在杭州期间生活简朴，却对学生倾囊相授。他的学生李政道后来回忆：“这种早期的接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淦昌和束星北两位教授还特别慷慨地给予我关心与指导，尽管当时我只是一个一年级的学生。”

“我愿以身许国”的杭州回响

1961年，已是知名物理学家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和副部长钱三强的约见。刘杰开门见山，请王淦昌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有人要卡我们，中国人要争这口气。”面对国家的召唤，王淦昌没有丝毫犹豫，只留下了一句震古烁今的回答：“我愿以身许国！ ”从此，那个在浙大校园里意气风发的王教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化名王京的学者。他奔赴戈壁荒滩，隐姓埋名17年，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作出了卓越贡献。

王淦昌(左一)与邓稼先(右二)、郭永怀(左三)等在核试验场区工作

王淦昌在浙大任教期间培养的学生，很多后来都成为了中国科技领域的中坚力量，其中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还有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叶笃正，以及同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程开甲等。王淦昌在杭州种下的科学种子，最终在祖国的土地上长成了参天大树。

王淦昌(右三)与李政道(右二)等合影

在杭州，他从未离去

如今，这份“以身许国”的赤子情怀，在浙大紫金港校区有了最生动的具象表达。2018年5月，由王淦昌家乡江苏常熟市捐赠的王淦昌雕像落户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这座铜像展现了王淦昌壮年时期的风采，还原了他担任浙大物理系主任时的形象。

而在物理学院大楼内，一座以“仰望星空”为设计理念、建有蓝色穹顶的“王淦昌事迹陈列室” ，于2022年5月28日王淦昌诞辰115周年当天正式启用。2023年，该陈列室入围中国科协、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认定的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陈列室详细讲述了王淦昌的“以身许国之路”，珍藏了王淦昌任教国立浙江大学的教职员登记表、珍贵的科研手稿，以及那枚沉甸甸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等数十件宝贵史料。2013年5月28日，王淦昌的子女王懋基、王德基、王遵明将这枚功勋奖章正式捐赠给浙江大学。王遵明女士在捐赠仪式上表示，父亲长期在浙大任教，我们全家也与浙大有着剪不断的情缘。

在杭州这片土地上，王淦昌度过了人生中的一段珍贵岁月，这座城市的湖山烟雨，见证了他从留德归来的青年学者成长为一代科学巨匠的历程。而他留下的精神火种，也早已融入杭州的城市基因，“以身许国”的崇高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归国学子追梦报国。